按庄子的理解,作为个体的意义之域,精神世界具有无所不极、不可限定的特点:“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48]“四达并流”表明精神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无所不极”则意味着超越有限,二者通过空间的类比而肯定了精神的自由性质。“上际于天,下蟠于地”着重指出了其“通”(贯通天地)的性质,“化育万物”体现了精神的建构意义:精神指向对象(“四达并流”)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象进入精神之域、对个体呈现独特意义的过程。“不可为象”则既表现了精神作用过程具有无形的特点,也展示了精神世界与“逍遥之虚”的同一性。对精神活动及精神世界的如上描述,无疑具有形上思辨的特点,但其中又蕴含着对现实个体的承诺。
与肯定个体精神的独往独来相联系,庄子对“撄人心”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慄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49]“撄”本有伤害、扰乱之意,“撄人心”,亦即对个体精神世界的伤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将“儒墨”与“桎梏之间”联系起来,儒墨之“攘臂”,隐喻不同的意见、是非之争,“桎梏”是外在的束缚、强制,对庄子而言,在刑戮相望、死者相枕的时代(“今世”),人们已普遍处于各种“桎梏”之中,而儒墨却仍以是非之辩争强斗胜,扰乱人的内在精神。这样,儒墨的地位似乎具有双重性:它们既自身处于束缚之中(在“桎梏之间”),又试图以各自的意见、观念束缚他人。与后者相联系,“撄人心”的实质内涵在逻辑上也具体地引申为对人心的束缚、禁锢。是非之分本来以自由思考为前提,但它一旦衍化为各是其是而各非其非,则容易导致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从而成为束缚、禁锢的手段。如果说,“撄人心”与“桎梏”的联系意味着对思想的束缚,那么,在反对“撄人心”的背后,则似乎多少蕴含着思想自由的要求:精神的逍遥与思想的无束缚在此确乎表现了某种一致性。[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