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是班固历史思想另一重要内容。《汉书·叙传》曰:“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这几句话,既概括了《汉书》的体例、思想与内容,也反映出班固的通变思想。班固断代为史(起元高祖,终于孝平),详述西汉一代的历史之变(综其行事)。重要的是,《汉书》将通史的精神与断代为史的体例结合起来,既做到了纵向上的贯通又实现了横向上的博洽,从而形成了“上下洽通”的特点。
班固著《汉书》,虽然没有采用《史记》的通史体例,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司马迁著史的通史精神。在班固看来,《史记》将西汉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103],这损害了西汉王朝的历史地位。所以,班固断代为史,即通过著《汉书》宣扬汉代独立的历史地位,使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104]。为此,班固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唐据火德,而汉绍之”[105],“汉承尧运,德祚已盛”[106]。班固的这种思想在凸显西汉王朝历史地位的同时,又将刘氏与帝尧联系起来,从而蕴含了一定的通史观念。不仅如此,《汉书》的十志尤其是刑法、地理、食货、沟洫、艺文等五志都是贯穿古今、“通于上下”的,《古今人表》更是“穷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可见,《汉书》记述历史并不局限于西汉一代,而是表现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