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练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异的方面。
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尤其是纪传体。近来的人以为这种专为死人作传记,毫无益处。其实中国史确不如此,作传乃是教人以应世接物之法。诚然,有许多事实含了时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时代性。所以中国史家对于列传的好不好,与将来有没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轻懈。一个人所做的事,若含时代性,则可以省略;若不含时代性,在社会上常有,则不能不注重。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书的价值也随之而定。总说一句: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