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极重视修志书的,官方所修的书均为全国性的总志,除上文所列的几种重要总志外,此外尚有王曾修的《景德重修十道图》,晏殊修的《熙宁十八路图》,王洙等人修的《皇祐方域图志》等。为了确保修志的准确性,宋代专门设立修志机构,并有属员,“九域图志,前朝固尝修订,止就馆阁而不置局。崇宁虽就秘书省,然置局设官,以从官为详定,馆官为参详,修书官为编修官,检阅编修,其进用视秘书省官而无定员。当时宰执从官,大抵由此涂出。”[141]
到了南宋,淮河以北均被金朝占领,南宋辖地仅及北宋的三分之二,全国性的总志修纂比较困难,但有一点明显不同于北宋,这就是区域地方志修撰成为一种风气,各级地方官均重视和支持修地方志。陈垲曾言:“志苟工作,则古往今来,事事物物,皆无所考……此书不可一日无也。”[142]正是这种风气驱动,许多地方官都以修志为荣,州县方志的修撰十分普遍,“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143]不仅如此,修志方式也一改北宋时由奉诏官修的形式,皇帝不再亲自组织人员编修地方志,主要是由地方官主持,拔举聘选当时名人学者编修。因这些志书均为一地之志,编修人员又较熟悉当地情况,相对而言比编修全国总志要容易一些,全国总志不可能将各地情况详加记录,而地方性的志书却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就其内容而言是相当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