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虽对佛教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但并没有影响尊道。贞观初,道教领袖仍能得到崇礼与信任。如“贞观五年,太子李承乾有疾,敕道土秦英祁祷,得愈,遂立为西华观。”立观宏道,借此表彰道教神祐的灵验,这与大业初李世民有疾,李渊祁福于佛寺比较起来,似乎唐初太宗信道超过隋末乃父信佛。但也与道教介入政治有关,如道士王远知参与秦王夺位的预谋活动就是一例:“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 ‘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平?’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 ‘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因请归山。至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
唐太宗还亲降玺书,赞扬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并忆及前功:“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王远知能预密谋,秦英能出入宫廷,说明道教徒能介入政治,并得到信任。
从贞观初的宗教政策来看,唐太宗既不愿造成佛教的独尊局面,也没有采取道先佛后的举措。他采取的是平衡佛、道,并重两教的做法,但实际上难以办到。因为魏晋以来,佛、道反复辩论诘难,门户之见极深,历年积怨,势同水火,都想压倒对方而凌驾天下。隋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势力大大超过道教势力,实际上处于独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