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进一步指出，结构主义由言语或语音中心主义出发，错误地抬举语词符号，把它看作把握文本意义的关键所在。这导致“符号自身的膨胀”，或者说，导致把符号抬到绝对存在高度。结构主义这种主张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传统核心的、更基本的主张，即假定有一个中心的存在：
符号的观念……因而保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也就是声音中心主义的遗产之中……我们已预见到声音中心主义把作为存在的意义的历史规定，与依赖这一普遍形式的一切次要规定性混淆起来……（如：作为本质的事物对视觉的存在；存在作为实体/本质/实在；短暂的存在作为现在或此刻的点；思想、意识、主体的自我存在；他人与自我、作为自我与有意图现象的他人相关性之间的共存，等等）。言语中心主义于是便赞成作为存在的整体的存在的规定。[83]
这种存在的形而上学即假设，所考察的对象含有一个假定的整体，或由假定的整体所构成，这意味着有一个中心，不然就有一个封闭的圆圈。德里达认为，这种观点极其错误，意义不能封闭在记号里。在每一种这样的封闭体中都有裂口，因为要下定义的话，封闭体需要未封闭的东西作为参照物。“中心”依赖于无中心。包含了“存在”的封闭体和中心，都被错误地归于客体、语词、观念或整个哲学系统。德里达的目的是揭露作为西方哲学传统基础的错误观念。西方历代哲学家们确信有一超然语言之外的客观精神，它按其自身逻辑发展，并支配自然和社会。在这里，写作服从于说话，写下的字服从于说出的字。哲学家的天职，便是通过语言，把握这一终极真理。这样，德里达通过批判索绪尔关于说话（即言语）对于写作（即文字）的优先性的论述，揭露了言语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荒谬性，进而消解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基础，显示了解构主义的强大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