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虽对佛教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但并没有影响尊道。贞观初，道教领袖仍能得到崇礼与信任。如“贞观五年，太子李承乾有疾，敕道土秦英祁祷，得愈，遂立为西华观。”立观宏道，借此表彰道教神祐的灵验，这与大业初李世民有疾，李渊祁福于佛寺比较起来，似乎唐初太宗信道超过隋末乃父信佛。但也与道教介入政治有关，如道士王远知参与秦王夺位的预谋活动就是一例：“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 ‘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平?’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 ‘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因请归山。至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
唐太宗还亲降玺书，赞扬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并忆及前功：“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王远知能预密谋，秦英能出入宫廷，说明道教徒能介入政治，并得到信任。
从贞观初的宗教政策来看，唐太宗既不愿造成佛教的独尊局面，也没有采取道先佛后的举措。他采取的是平衡佛、道，并重两教的做法，但实际上难以办到。因为魏晋以来，佛、道反复辩论诘难，门户之见极深，历年积怨，势同水火，都想压倒对方而凌驾天下。隋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势力大大超过道教势力，实际上处于独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