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洛华付了饮料钱,又说道:“我看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去采访那两位大人物了。”
圣保丹哈哈笑起来:“您哪,还是太天真了。您以为我真的会跑到那儿去,问那个中国人和那个印度人怎么看英国吗?面对《法兰西生活报》的读者,他们应该怎么想,就好像我不比他们更清楚似的。这类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智利人、日本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我已经采访了不下五百个了。在我看来,他们的回答全是一个口径。我只要把我最后采访的那个人所写的文章拿出来,逐字逐句重抄一遍就成了。要改动的地方,无非是他们的长相、姓名、头衔、年龄,以及他们的随员。哦!在这方面,万万不能出错,否则,《费加罗报》或者《高卢人报》马上就会把我揪出来。至于要改动的情况,到布里斯托尔饭店和大陆饭店,问问门房,五分钟我就打听清楚了。我们抽着雪茄,一路步行去。总共能向报社要一百苏的车马费。喏,亲爱的,讲究实际的人,就是这么个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