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往后回想时，你会对这项工作的繁重浩大而大大感到惊讶不已——工程的浩繁大大超过测验局里每个人，甚至斯皮基博士本人的预期。这样巨大的工作量恰恰促使事物大大地改观了。那只有在你回想起事情应有的本来面目时，你才会意识到这一点。你能想象吗?我们刚动手为中国搞心理普测时，我们只同意设立一千一百个成就中心，配备六千八百名职员!这简直是在开玩笑!但是这决不是在开玩笑。昨天我想把工作处置妥贴而翻阅文书档案时，我找到了中国第一个实施计划，上述两个数字竟是白纸黑字落在文件上的。
斯皮基博士迟迟认识不到这项工作浩瀚的工作量，我以为，那是因为他虽然身为伟大的科学家，却原来也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一直抱一线希望，测验成绩的平均商数或许会下降，他的这一态度阻碍他认识到心理商数测验一经推广，将会把所有人，不论是作为坐于同一室参加测验的人，还是主持测验的工作人员，都牵涉进去。
当俄罗斯和非洲的多数国家都采纳了测验局的建议并忙于实施时，世界政府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便发生了一场极为激烈的辩论。一时间，心理测验本身和斯皮基博士受到猛烈的抨击。一读到《某时报》关于这场辩论的报导，我就要生气。我作为斯皮基博士的秘书，与他一起出席全体大会时，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听取发言者对斯皮基本人横加侮辱，发言者对他的动机滥加诽谤，对他科学上的诚实和正直的人格提出疑问。这些发言者中有许多人脾气很大，显然是精神失常了。可是斯皮基博士对他们一点也没动肝火。他仅仅起身发言，再一次向他们证明：经科学验证心理商数测验能判明测验对象是否心智健全，测验结果是可能验证的，而且所有的心理测验学家都接受这些测验结果。于是，这批反对心理商数测验的人别无他途，他们只得高喊要自由，同时又指责斯皮基博士和心理测验局试图“把世界投入一个巨大的精神病收容所。”斯皮基博士听了后总是能冷静而又坚定地一一答复他们的指责，他问道，如果一个人受困于妄想体系，或是他还是强迫和强迫症的牺牲品，或者他还没有能力承受接触现实所产生的后果，他们怎么能把这种人称作为“自由的人”呢?这种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称得上真正的自由呢?他们所谓的自由可能仅是一种与现实不接触的妄想体系。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该做的事倒是老老实实参加测验。斯皮基博士说：“精神上的健全才称得上自由。”“他们说：‘永久性的警觉是自由的代价’，现在我们有一个不会出差错的监察者来给我们作出判断——那就是心理商数测验。只有参加了测验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