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交往、完全陌生的人,此时成了沈醉家里进进出出的宾客。每天有十几批,每批有三五人。由于住房面积小,屋里坐不下,许多人便站在门外排队。人多的时候,从楼梯过道一直排到院子侧门,像是在抢购什么紧俏商品。沈醉不是商品,却是堆放材料的仓库。自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二十四辑分别刊登了他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保密局内幕》,然后由群众出版社将这两篇文章合成一部单行本公开出版发行后,但凡涉及军统特务的相关问题,便会有人登门拜访,找沈醉提供材料。
这是个供求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有个名词叫作“内查外调”。所谓内查,就是各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把有历史问题的人查出来;所谓外调,就是各单位派人外出,找到相关的人,去核实问题的真假。与沈醉打交道的,便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虽然沈醉承认,军统特务有数万之众,他所认识的不及十分之一,但,为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是硬着头皮,热情接待,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直到粉碎“四人帮”,沈醉才在他的《我这三十年》里披露了当时的无奈与烦恼:
1967年夏天以后,大部分找我写材料的人,都不再通过政协而是直接找上门来。他们当中,有的是真想把别人的情况弄清楚,以便正确地做出处理;有的却是想通过我来帮他们去打击诬陷一些与军统无关的人;也有的是明明过去与军统有关系,却想通过我的证明给予否定。总之,各种各样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而来,而我凭着共产党对我多年的教育,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当然,这样也得罪了一些人。老实说,找我写材料的人,绝大多数态度很好,但也有极少数的人,简单、粗暴,不讲政策,不近情理。特别是带着某种目的来强索材料的人,引起我的反感,彼此发生争吵,甚至闹到动武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