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先生在比较儒学与《薄伽梵歌》之主旨之异同时也委婉地指出了儒学的弊端：
观其同，固如是矣，以明通博达之儒者而观此教典，未必厚非。若求其异，必不得已勉强立一义曰：极人理之圆中，由是以推之象外者，儒宗；超以象外反得人理之圆中者，彼教。孰得孰失，何后何先，非所敢议。[289]
一直到理学的兴起，才重新唤醒了儒学对超越性存在的兴趣。但激起这场思想革命的催化剂却不是本土的儒家或道家，而是来自印度的佛学。佛学和儒学的完美融合造就了理学，堪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典范，至今为学者所称道。
然而，从全球性史前韦陀文明圈的角度来看，佛学在中国的成功移植不过是一次大规模、远距离的文化输血。因为，说到底，如同儒学一样，佛学不过是从源自史前的韦陀文化土壤里长出的一朵鲜花而已。诚如徐梵澄先生所云：
《韦陀》之教，明著于韦檀多学，其典籍乃诸《奥义书》，于是而义理可寻，卓为内学。说者曰：吾将信之。然且疑之曰：谓印度诸宗各派皆导源于此者，何也？在吾国之明佛乘者，且谓此“无”宗与彼“有”宗，相去霄壤，何与耶？——久矣，吾国佛教徒知印度有佛教而无其他，稍窥异部者，亦知外道九十六种，已称于唐，或举其十六异论，而以为皆不足道也。彼印度人士，则以为吾国舍自彼所得之佛教而外，亦无其他。民族间之误解，亦莫大乎是。请即以佛乘论之，曰，是不然也。佛教由《韦陀》之教反激而成者也。瞿昙之教初立，揭橥其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涅槃诸说，正所以反对《韦陀》教之繁文淫祀也，破斥其祈祷生天诸说，扫荡其鬼神迷信也。所谓原始佛教，及小乘是已。历时既久，不能以此餍足人心，渐渐引入救苦天神，土地生殖之神等而曰“菩提萨垂”，如“观自在菩萨”“地藏王”等，以及往生弥勒内院及弥陀净土诸说，而恢宏其教理，则合为大乘。至今吾国佛寺建筑，法式多定型。入门则见四大金刚造像，曰地、水、火、风，是皆《韦陀》教之神也。其五大曰空，空固无相可表也。往往隔庭对正殿佛像者，辄有龛，塑立像曰韦驮，操金刚杵，谓为护法神，是则雷电之神，杵表电光，谓之因陀罗，古雅利安族之战神也。印度于今佛教寺观不可寻，其制犹仿佛可见于我国。大乘之末路，盖尽徙《韦陀》神坛造像而礼拜之，菩萨、陀罗，异名同实。若是者，一正一反一合，衍变公式可寻，佛教之成，固有所自来矣。至若由师授二三学徒，乃至佛陀说法有千二百五十人俱，扩小学塾为大僧伽，生活与学术皆大众化，夺第一阶级之尊严，重四姓沙门之平等，皆其反《韦陀》教之社会面，亦其外表也。[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