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晓得肯定有人见了中国人觉得这里怪那里怪, 不过又没人特意跑来告诉我那想法,我为什么不舒服呢?
吃了饭,他俩告诉我,他们一个是阿桑,另一个是阿礼。阿桑说:“谢谢你及时把我从水里捞起来。”
我告别这两个人,心里挺郁闷的,他们给我出了哲理和思维习惯上的双重难题。
我在甲板上散步,迎面碰到了我的上海朋友们。
老田冷面滑稽,好像一路没看见我,等走近了,却大声说:“喂,小阿弟,刚才你和李嘉诚的两个保镖一起吃夜饭了。”
老陆笑笑:“铜头金钟罩,童子功第三层。”
两个阿姐笑眯眯地说:“今朝没看见你上岸,斐济不看可惜的。”
“听讲了吗? 船上有人生病了。”我对他们说,“不晓得是不是传染病,是的话,就糟糕了。我回房间去不出来,明天再说。”
老陆老田问三问四问个不休,盘问我消息哪里来的,好像家乡的公安局盘问谣言的源头。我有点儿恼,后悔看见同乡就报告小道消息。
“喂,阿哥哎,好奇害死猫好? 你们爱信不信,我对得起你们,告诉你们内部消息。”我说了后,两个阿姐伸手到各自老公脑门儿上,敲一记“麻栗子”,骂他们“拎不清”。
自然,他们还有他们交的上海和其他中国朋友,后来据沙老马告诉我,调查结果出来前这两天,邮轮上的中国人简直都不出舱了,纷纷打电话喊送餐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