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福柯幽默地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是哲学家,而是医生,具备生理审视的目光。在福柯那里,历史审美过程还是一种揭露善之虚伪与恶之美艳的颠倒行为,对监狱、精神病人、医院功能的解剖,使历史成为毒药和解毒的鉴别性(differentied)知识,[76]其毒药性知识的疗效在于唤醒了沉睡状态中的起源迷思与解构了整体性史观的虚幻与残酷。
福柯提醒我们,某些个人或自我的真实可以不在历史规定的理性中占据自己的位置,如同性恋、性倒错等,那么对一些以往被排斥的历史现象的认知,同样可以不在“正统观”的道德审视之中予以评判。当我们把福柯的忧虑移置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境中时,我们发现这位反叛大师的震撼力同样是巨大的。“场景隔离术”对起源迷思与整体论的解毒效果更是明显。我们总是习以为常地把中华帝国当作一种整体结构来加以观察,正统论史观作为支配工具早已成为无意识的认知反应,历史的分裂与统一、循环与再现等已经构成了一组组相当自足化的历史解释体系,但是中华帝国在空间上的辽阔性及其所表现出的差异感,又在时时印证着正统史观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