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文人忙于书信论战。兰格比较卢梭与伏尔泰的异同,“一个情感暴躁,一个尖刻诙谐,都不乏狂热的支持者,他们对艺术,乃至人类精神进展有贡献,理应博得大名,却滥用了才智,所以有危险”[98]。卢梭的支持者很快回应,杜潘(Du Pan)斥责他没读完卢梭的作品就随意评论,“若要欣赏他的原则,就得恭敬地了解,内心澄明才能走向神殿”[99]。公允的判断不多,党派之见横行,“对卢梭批判最严厉的往往是支持伏尔泰的人”[100]。这样的对比自卢梭去世就开始了。1778年,《秘密通信报》提及两人的风格:“伏尔泰有才智,但好嫉妒,报复心强,心灵不美;卢梭雄辩,备受谩骂,他的正直却不容置疑。”巴黎音乐家科勒(Collé)不以为然:“伏尔泰的名声会传到遥远的后代,卢梭是诡辩家,尘世名声不会超过三十年。”[101]1781年,《文学通信》意识到他们对时代风俗影响大,而科学院只是步其后尘。[102]
思想批评尚能为人接受,但矛头转向了人身侮辱,“泛滥的恶意里有一股怒火,像阿基米德用杠杆抬起地球,迫使人改变看法”;论敌不停地散布传言,斥其狡猾、卑鄙、傲慢、不诚实,自诩是日内瓦公民,对法国不忠诚,“类似的辱骂有千百种”[103]。日内瓦的书商高斯(Jean Gosse)说像他这样的作家有大害,“用看似高尚的文字抹黑社会”[104]。1778年8月,梅斯特(Meister)牧师写了一首讽刺诗,卢梭被描述为难以捉摸的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