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花在自身负重和雷雨的击打下会倾斜,卢梭的头就经常低着,有深沉的失望与心灰意冷,想象力混乱。他没有疯,那是精神特质,一种官能,他对抽象事物有强大的推理能力,超出常人的理解,近乎疯癫。[69]
身体病痛是解释卢梭休谟之争的基础。源于病痛的身体话语隐于私人通信,与之熟识的人虽能获知一二,但他在公共舆论里表现出的多疑与猜忌更能左右外界的印象。病人心理与公共交往的联系是现代心理学的范畴,在革命前的动乱里,以此理解卢梭的愿望是受冷落的,而横行的道德评价歪曲私人叙事,丑化了他的公共形象。卢梭的自传作品出版后,这一问题才有所改观,梅西耶医生从中发现,他与休谟争吵时心智正当错乱时,“历史学家不应忽视他的残疾,而只关注发烧时的幻想,正是致命的精神倾向促使他去写《卢梭评判让-雅克》”[70]。
革命时代,卢梭的支持者指责英国人对法兰西民族的恶意,尤其是英国保守派质疑革命时,有法国人相信他控诉的阴谋是真的。1789年,伯维尔确信休谟组织了阴谋,1790年的《卢梭颂歌》又列举了参与阴谋的人:“有名的达朗贝尔、伟大的狄德罗,他们攻击我(卢梭),我敢于在他们活着时据理力争,待其死后仍会评论他们,还有孔多塞先生、博苏(Bossu)神父、拉兰德(Lalande)先生、勒罗(Leroi)先生、让拉(Jeaurat)先生、柏林科学院的福尔曼(Formain)和麦利纳(Merianne)。”[71]1791年,有人声称找到了上百个证据,要公之于世,“阴谋的目的是抵消卢梭传世作品的影响”[72]。更让人吃惊的是自1764年开始就生活在英国的葡萄牙裔物理学家马格兰的观点,1778年,他说曾在伦敦看见卢梭敌人的阴谋,“表面上他们救助他,实际是要刺激他敏锐的感受,然后斥之为疯子,愤世嫉俗、忘恩负义,这是最不公正、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行径,足以败坏诚实的心灵”[73]。所以,那场争论扭曲了卢梭的历史形象,“若是同情,他是让人可怜的疯子,若要贬低,他是该当诅咒的恶棍”[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