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后不久,当我的几个战争期间也在秘密情报部门工作的朋友被曝光,被认为早就是苏联秘密情报人员时,而且也正是在我因此而受到关于他们及其动机的询问时,战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幻想再次被召唤到我的脑海中。他们已经献身于一个事业,而且这个事业在理论上也有其来源。理论上研究的东西在现实中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公然)的不平等,成了大部分工人阶级令人绝望的贫穷,这种贫穷又为1931年的失业所加重。一种深层意义上的不公平、道德反感的感情已经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即相信有一种冷漠且明显理性的揭示不可避免之未来的历史理论。更大意义上的不公平则要求行动,而且,由于被理论所迷惑,这些英国共产主义者已经用行动来支持一种邪恶的事业,他们忽视了(苏联)共产主义政党的大屠杀、专制和破坏的明显证据。因为,人们可以问,为什么不公平的感觉在它们被认为是高尚的之前,不得不用哲学的理论来加以伪装和歪曲?
我认为,答案能在那时流行的一种错误的认识论中找到,可以在真理的天真解释中找得到,这种解释把完善的科学理论主张理解为字面真理的唯一例证。流行的且经常不为人们所谈论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哲学,在英国仍然扎根于英格兰帝国的信条之中,伴随它的是,作为行动的基础,不公平的概念必定只是主观感情的表达。道德主张不像自然科学、数学和事实观察的主张,我们不能严格地认为它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