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议本是友好团体,自由结合起来的,要问有多少决议案,有什么具体结果可以看出来,那是很难说的。决议案不是没有,有的,共不过几条原则,以便各国从事教育的人们参考,然这究不十分重要。莫说国际团体决议案无人负责执行,即便一国的正式会议,尽管决议事项多不胜数,还不也等于废纸吗?“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早已成了一般的通式,还谈什么!然而会议的真正价值是有,其价值乃在会员重要意见的交换上,藉此以拓展其眼界,鼓舞其兴趣和增厚其努力。[161]
在这段表述中,罗廷光本着大会感受,观照国内学术会议,直接指出国内的会议决议案多不胜数,但大多陷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形式之中。对比社教社每届年会热衷决议案的数量,在《社友通讯》上大幅刊登每届年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或许,罗廷光如此行文是对社教社等国内学术团体的这种行为的婉转批评。
1935年3月,世界成人教育协会来函调查中国文盲数,请社教社推员协助,该会公推刘季洪、张炯、俞庆棠三人负责答复,俞庆棠为召集人,在俞庆棠的主持下,社教社还专门设计了“文盲调查表”,并设计测定文盲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文盲数字。[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