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在是什么，它如何是可认识的？”伽利略回答说：可以用数学描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为了创造一种能够表述经济现象规律的科学经济学，必须有一个转折点，在这一点上个别转化为一般，任意性转化为规律一样的东西。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发端的时期，个别、任意性和偶然行动获得了规律般的必然性；社会运动的总体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愿和特殊目的”，随后又变得独立于这些目的；“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11]科学（政治经济学）把社会运动的这种自立当作某种原始的、给予的、不可还原的东西，并且提出了描述这一运动的规律的任务。经济现象的科学无意识地暗含着某种系统的观念，即暗暗假定有一个分化了的整体，这个整体的规律可以像在物理世界中那样探寻并加以定义。因此，“新科学”不是“无先决条件”的。它建立在某种先决条件之上，但不了解这些先决条件意义和它们的历史性。不管正确与否，重农主义者把从根本形式上做了科学理解的经济等同于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也被从“物质规律”的角度做了研究。这些物质规律由生产的本性引起，不以意志、政治等为转移。[12]一种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只有在社会本身成了一个系统时才会出现。就是说不仅社会要充分地分化，而且这种分化还必须造成多重依存性，依存性本身还要变成独立性，整个社会要成为一个分化了的整体。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这种意义上的系统。只有把实在把握和理解为这样一种自然秩序，把经济当作一个规律系统来研究，人们才能提出第二位的问题，即人与这个系统的关系问题。经济人的概念以系统的观念为基础。经济人就是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的人，作为系统的一个功能要素的人。这样的人必须具有开动这个系统所必不可少的本质属性。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现象的科学以心理学为基础，经济规律不过是心理学的精炼、提纯和客观化。这种看法非批判地接受实在的现象形态，把它当作实在本身。古典科学赋予“经济人”若干基本特性，其中包括理性行为和利己主义等。如果说古典科学中的“经济人”是一个抽象，那它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这里的合理不仅是明智（Verst?ndig）的意思，而且主要是理性（Vernünftig）的意思。它的抽象性取决于系统，在系统之外，经济人才变成一个没有内容的抽象。系统（作为一个系统的经济）与经济人是不可分离的量值（magnitudes）。爱尔维修的利益理论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的隐蔽性曾造成了许多误解。例如，有人认为利己主义（利益）心理可以直接与某种物理机制相类。其实，这种利己主义心理是一些经济规律，是对一种被称为利己主义的力量的界说。在某种系统的构架中，追求个人私利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将带来普遍的福利。只有在这样的构架中，利己主义才能被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作为结果出现的普遍福利是什么？是一个预先的假定和意识形态前提：资本主义是所有可能系统中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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