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它错。
这部《百孝图》的起源有点特别,是因为见了“粤东颜子”的《百美新咏》而作的。人重色而己重孝,卫道之盛心可谓至矣。虽然是“会稽俞葆真兰浦编辑”,与不佞有同乡之谊,——但我还只得老实说:不大高明。例如木兰从军的出典,他注云:“隋史。”这样名目的书,现今是没有的;倘是《隋书》,那里面又没有木兰从军的事。
而中华民国九年(1920),上海的书店却偏偏将它用石印翻印了,书名的前后各添了两个字:《男女百孝图全传》。第一页上还有一行小字道:家庭教育的好模范。又加了一篇“吴下大错王鼎谨识”的序,开首先发同治年间“纪常郑绩”先生一流的感慨:
“慨自欧化东渐,海内承学之士,嚣嚣然侈谈自由平等之说,致道德日就沦胥,人心日益浇漓,寡廉鲜耻,无所不为,侥幸行险,人思幸进,求所谓砥砺廉隅,束身自爱者,世不多睹焉。……起观斯世之忍心害理,几全如陈叔宝之无心肝。长此滔滔,伊何底止?”
其实陈叔宝模糊到好像“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枉。这是有几个人以评“郭巨埋儿”和“李娥投炉”的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