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杜佑和宋代史家司马光都是位至宰相的人物,杜佑所著《通典》、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也都是史学上的不朽之作。杜佑和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及他们本人的政治命运并不相同,但他们对于历史经验教训在“当今”(或曰“来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认识上是相同的。《通典》和《资治通鉴》在古代史学上及政治文化上所享有的盛誉,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史学家所提出的一些认识,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二)认为历代典章制度多有相承相因之处,认识历史上的典制对于考察当今典制得失,观察其发展走向都是有益的
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0]在孔子看来,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它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它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按照这个道理,将来继周而起的朝代的礼仪制度,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孔子的这个认识,元初史家马端临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