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
试即唐、宋之文言之:韩、李之文,正谊明道,排斥异端,欧、曾继之,儒家之文也。子原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覆刻深,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论兵,谋深虑远,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圆入深,法家之文也。[1]
刘氏所论,第一,说明唐宋之文的联系;第二,两宋古文家都是“法欧而宗韩”,论定欧阳修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宗师地位;第三,所谓唐宋八大家,各人的风格又不尽一致。苏洵是“兵家之文”,苏轼是“纵横家之文”,而王安石则是“法家之文”等。这类评价当然可以讨论,但表明两宋文章家的古文风格多样,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一大景观。
北宋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是一场革新,所谓唐宋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表明这场文学运动的影响,赋予文学,也赋予两宋文化以生机活力。
从韩愈,直到宋代古文家都没有离开道统这个轴心来运转,“道从伊洛传心学,文擅韩欧振古风”。古文家的道统观与理学家的道统说没有根本的差别,但是两者又不能等同。朱熹就批评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柳开等提出道统、文统的一致。欧阳修批评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但他同样认定“道”是“文”的根本;离开道,文是学不好的,“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2]欧阳修说的“道”,还有更多的意蕴。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说:论文而推原于道,论学道而归之于现实生活中的“百事”,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百事”而道在其中。文以“道”为根本,而道在“百事”之中。这种思路与理学家所说的“万物一理,理一分殊”又有近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