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特殊的地理环境,由于中国古代的特殊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也由于中国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的自给自足心理,中国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自己的国度看做世界的主体,看做世界的中心,一向以“天朝上国”的心态雄视、傲视周边各族和异域他邦。因此,历代统治者所致力的,不是与其他国度交好睦邻,而是内部秩序的整肃和民心的治理。而中国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结构,又孕育了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王权主义体制和观念。因此,巩固王权和加强王权的神圣性与至上性,便成了一代又一代封建帝王殚精竭虑、思之唯恐不周、行之唯恐不严的基本课题。与此相伴生,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次外戚、宦官和地方割据势力觊觎王位、反叛朝廷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难以计数的、以农民起义为集中表现形式的人民群众对专制王权的反抗。而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闭锁的心态,分散割据的小农经济,则给这种斗争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走北方,便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概括。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社会周期性的治乱循环,积久成习,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三国演义》开篇就是:“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虽然未必是理性指导下的理论概括,但却是从感性经验悟出的历史事实。正因为如此,所以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破坏统治秩序者加以镇压,在乱中求治;另一方面,则利用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用封建道德规范对臣民施加教化,使臣民弃恶趋善,避恶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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