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交往、完全陌生的人，此时成了沈醉家里进进出出的宾客。每天有十几批，每批有三五人。由于住房面积小，屋里坐不下，许多人便站在门外排队。人多的时候，从楼梯过道一直排到院子侧门，像是在抢购什么紧俏商品。沈醉不是商品，却是堆放材料的仓库。自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二十四辑分别刊登了他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保密局内幕》，然后由群众出版社将这两篇文章合成一部单行本公开出版发行后，但凡涉及军统特务的相关问题，便会有人登门拜访，找沈醉提供材料。
这是个供求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有个名词叫作“内查外调”。所谓内查，就是各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把有历史问题的人查出来；所谓外调，就是各单位派人外出，找到相关的人，去核实问题的真假。与沈醉打交道的，便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虽然沈醉承认，军统特务有数万之众，他所认识的不及十分之一，但，为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是硬着头皮，热情接待，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直到粉碎“四人帮”，沈醉才在他的《我这三十年》里披露了当时的无奈与烦恼：
1967年夏天以后，大部分找我写材料的人，都不再通过政协而是直接找上门来。他们当中，有的是真想把别人的情况弄清楚，以便正确地做出处理；有的却是想通过我来帮他们去打击诬陷一些与军统无关的人；也有的是明明过去与军统有关系，却想通过我的证明给予否定。总之，各种各样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而来，而我凭着共产党对我多年的教育，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当然，这样也得罪了一些人。老实说，找我写材料的人，绝大多数态度很好，但也有极少数的人，简单、粗暴，不讲政策，不近情理。特别是带着某种目的来强索材料的人，引起我的反感，彼此发生争吵，甚至闹到动武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