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晓得肯定有人见了中国人觉得这里怪那里怪， 不过又没人特意跑来告诉我那想法，我为什么不舒服呢？
吃了饭，他俩告诉我，他们一个是阿桑，另一个是阿礼。阿桑说：“谢谢你及时把我从水里捞起来。”
我告别这两个人，心里挺郁闷的，他们给我出了哲理和思维习惯上的双重难题。
我在甲板上散步，迎面碰到了我的上海朋友们。
老田冷面滑稽，好像一路没看见我，等走近了，却大声说：“喂，小阿弟，刚才你和李嘉诚的两个保镖一起吃夜饭了。”
老陆笑笑：“铜头金钟罩，童子功第三层。”
两个阿姐笑眯眯地说：“今朝没看见你上岸，斐济不看可惜的。”
“听讲了吗？ 船上有人生病了。”我对他们说，“不晓得是不是传染病，是的话，就糟糕了。我回房间去不出来，明天再说。”
老陆老田问三问四问个不休，盘问我消息哪里来的，好像家乡的公安局盘问谣言的源头。我有点儿恼，后悔看见同乡就报告小道消息。
“喂，阿哥哎，好奇害死猫好？ 你们爱信不信，我对得起你们，告诉你们内部消息。”我说了后，两个阿姐伸手到各自老公脑门儿上，敲一记“麻栗子”，骂他们“拎不清”。
自然，他们还有他们交的上海和其他中国朋友，后来据沙老马告诉我，调查结果出来前这两天，邮轮上的中国人简直都不出舱了，纷纷打电话喊送餐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