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臣关系上，朱高炽试图构建一种良好的君臣关系并鼓励大臣积极进言。这一点是吸收了朱棣的教训，朱棣在位时期一直以威权压制臣僚，导致百官十分惧怕朱棣，在其手下做事唯唯诺诺，缺乏主观能动性，而朱高炽认为这一点限制了大臣的办事能力，因而要改。比如朱高炽在即位后不久便对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人嘱咐道：“你们三人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都是先帝遗留下来的旧臣，朕刚刚继位正准备倚重你们辅导朝政。朕读史书曾看到以前有的朝代的君主厌恶忠臣直言进谏，君主所宠幸的宠臣多是些曲意逢迎之辈，这样的国家怎能不倾覆，咱们从今以后应当引以为戒。现在朕与你们交交心，以后如果对国事有什么想法，你们直言相告、但说无妨。”之后，朱高炽又赐给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一人一枚银章，上面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要求他们四人如果发现有什么官员有过失，想要纠察的话，可以用这个印密封奏章，直接上书给自己，保证通畅无阻。
明仁宗的一番言论，表明自己是喜欢臣子仗义执言的，他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当时担任大理少卿的弋谦曾上书言事，但是词语过于激烈惹得朱高炽很是不悦，当然也只是不高兴，如果换作朱高炽的父亲朱棣或者他爷爷朱元璋，估计弋谦早就被廷杖甚至打入大牢了，乃至有生命危险，得到一个身首异处的结局。由于此时朝堂之上的不少大臣还处在“后朱棣”时代，一时没缓过劲来，以礼部尚书吕震、工部尚书吴中、刑部右侍郎吴廷用及大理卿虞谦为首的四人自以为揣摩透了朱高炽的意思，纷纷上书弹劾弋谦，想以此来讨好皇帝。而与此同时，都御史刘观也让手下的一众御史联合起来弹劾弋谦沽名钓誉，想利用皇帝的震怒来为自己争个好名声。此时众人都以为弋谦这次必死无疑了，但令人意外的是朱高炽仅仅免去了弋谦的朝参，也就是说不再让其上朝参拜皇帝，这种处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