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文人忙于书信论战。兰格比较卢梭与伏尔泰的异同，“一个情感暴躁，一个尖刻诙谐，都不乏狂热的支持者，他们对艺术，乃至人类精神进展有贡献，理应博得大名，却滥用了才智，所以有危险”[98]。卢梭的支持者很快回应，杜潘（Du Pan）斥责他没读完卢梭的作品就随意评论，“若要欣赏他的原则，就得恭敬地了解，内心澄明才能走向神殿”[99]。公允的判断不多，党派之见横行，“对卢梭批判最严厉的往往是支持伏尔泰的人”[100]。这样的对比自卢梭去世就开始了。1778年，《秘密通信报》提及两人的风格：“伏尔泰有才智，但好嫉妒，报复心强，心灵不美；卢梭雄辩，备受谩骂，他的正直却不容置疑。”巴黎音乐家科勒（Collé）不以为然：“伏尔泰的名声会传到遥远的后代，卢梭是诡辩家，尘世名声不会超过三十年。”[101]1781年，《文学通信》意识到他们对时代风俗影响大，而科学院只是步其后尘。[102]
思想批评尚能为人接受，但矛头转向了人身侮辱，“泛滥的恶意里有一股怒火，像阿基米德用杠杆抬起地球，迫使人改变看法”；论敌不停地散布传言，斥其狡猾、卑鄙、傲慢、不诚实，自诩是日内瓦公民，对法国不忠诚，“类似的辱骂有千百种”[103]。日内瓦的书商高斯（Jean Gosse）说像他这样的作家有大害，“用看似高尚的文字抹黑社会”[104]。1778年8月，梅斯特（Meister）牧师写了一首讽刺诗，卢梭被描述为难以捉摸的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