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议本是友好团体，自由结合起来的，要问有多少决议案，有什么具体结果可以看出来，那是很难说的。决议案不是没有，有的，共不过几条原则，以便各国从事教育的人们参考，然这究不十分重要。莫说国际团体决议案无人负责执行，即便一国的正式会议，尽管决议事项多不胜数，还不也等于废纸吗？“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早已成了一般的通式，还谈什么！然而会议的真正价值是有，其价值乃在会员重要意见的交换上，藉此以拓展其眼界，鼓舞其兴趣和增厚其努力。[161]
在这段表述中，罗廷光本着大会感受，观照国内学术会议，直接指出国内的会议决议案多不胜数，但大多陷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形式之中。对比社教社每届年会热衷决议案的数量，在《社友通讯》上大幅刊登每届年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或许，罗廷光如此行文是对社教社等国内学术团体的这种行为的婉转批评。
1935年3月，世界成人教育协会来函调查中国文盲数，请社教社推员协助，该会公推刘季洪、张炯、俞庆棠三人负责答复，俞庆棠为召集人，在俞庆棠的主持下，社教社还专门设计了“文盲调查表”，并设计测定文盲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文盲数字。[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