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
试即唐、宋之文言之：韩、李之文，正谊明道，排斥异端，欧、曾继之，儒家之文也。子原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覆刻深，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论兵，谋深虑远，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圆入深，法家之文也。[1]
刘氏所论，第一，说明唐宋之文的联系；第二，两宋古文家都是“法欧而宗韩”，论定欧阳修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宗师地位；第三，所谓唐宋八大家，各人的风格又不尽一致。苏洵是“兵家之文”，苏轼是“纵横家之文”，而王安石则是“法家之文”等。这类评价当然可以讨论，但表明两宋文章家的古文风格多样，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一大景观。
北宋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是一场革新，所谓唐宋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表明这场文学运动的影响，赋予文学，也赋予两宋文化以生机活力。
从韩愈，直到宋代古文家都没有离开道统这个轴心来运转，“道从伊洛传心学，文擅韩欧振古风”。古文家的道统观与理学家的道统说没有根本的差别，但是两者又不能等同。朱熹就批评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柳开等提出道统、文统的一致。欧阳修批评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但他同样认定“道”是“文”的根本；离开道，文是学不好的，“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2]欧阳修说的“道”，还有更多的意蕴。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说：论文而推原于道，论学道而归之于现实生活中的“百事”，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百事”而道在其中。文以“道”为根本，而道在“百事”之中。这种思路与理学家所说的“万物一理，理一分殊”又有近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