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特殊的地理环境，由于中国古代的特殊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也由于中国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的自给自足心理，中国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自己的国度看做世界的主体，看做世界的中心，一向以“天朝上国”的心态雄视、傲视周边各族和异域他邦。因此，历代统治者所致力的，不是与其他国度交好睦邻，而是内部秩序的整肃和民心的治理。而中国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结构，又孕育了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王权主义体制和观念。因此，巩固王权和加强王权的神圣性与至上性，便成了一代又一代封建帝王殚精竭虑、思之唯恐不周、行之唯恐不严的基本课题。与此相伴生，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次外戚、宦官和地方割据势力觊觎王位、反叛朝廷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难以计数的、以农民起义为集中表现形式的人民群众对专制王权的反抗。而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闭锁的心态，分散割据的小农经济，则给这种斗争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走北方，便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概括。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社会周期性的治乱循环，积久成习，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三国演义》开篇就是：“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虽然未必是理性指导下的理论概括，但却是从感性经验悟出的历史事实。正因为如此，所以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破坏统治秩序者加以镇压，在乱中求治；另一方面，则利用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用封建道德规范对臣民施加教化，使臣民弃恶趋善，避恶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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