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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梵高去巴黎为艺术生涯的分界点，以梵高的宣教生活开场，此时渴望得到传教工作的梵高还对基督教救世抱有幻想，亲身来到教区的矿井，骨瘦如柴、黑熏熏的幼童也背着箩筐，使梵高认识到要用自己的衣服、住所和床代替上帝抽象的爱，这一阶段再现了梵高西装革履到破旧棉袄的蜕变，直到巴黎才因提奥的建议脱掉旧棉袄，之前求婚被拒的梵高把手伸入蜡烛表达不计后果的执着，这种执着移情往浮世绘、印象派的色彩手法，并埋怨提奥不将印象派介绍给他.
镜头毫不吝啬地展现梵高顶着烈日、大风坚持写生的场景，经常搬家、村人嘲笑、酒馆买醉和送往病院仍不顾操劳地作画等代表性的经历都得到还原，结尾梵高开枪自杀的外景：麦田、乌鸦叫唤和象征走向生命终点的车夫，色彩运用上表现梵高富有激情的死亡并不理想，叙事虽然给予疯狂行径以合理的动机却流于程式化.
故事背景发生在1951年，但因为拍摄时间和对阶级斗争的浓墨重彩，以及故事文本的极端化，无可置疑地被列为“文革电影”.
文革电影其实是个好东西，放到现在都是禁片，因为它树立了两头的正确，贫下中农是正确的，毛主席是正确的，中间的当权者多半是反派的，和三明治一样，形成一个奇怪的固化逻辑结构.
电影里的金光大道是什么，当然就是“组织起来”，在农村，就是互助合作，一步步发展，直至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不仅是经济错误，更是政治错误，是阶级敌人的阴谋.
如果完全按照电影里的语言设计，其实这个逻辑是走得通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单干总有掉队的，贫富分化也就必然出现.
但这种设计为什么现实走不通，归根到底还是对人性本质的有选择忽视，自私贪婪怯懦是人性永恒的标签.
而一旦回归到人性的基点，这种“高大全”的制度设计就无疑地轰然倒塌了.
A cop and a criminal have a face to face about their notions of the crimi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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