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二年（1629），情形就更严重了。此时的陕西，不仅乱民的数量和活动区域大大增加，而且乱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用当时的话讲，就是“陕西饥，流贼大起”。据当时地方官员的报告，除上述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诸地外，洛川、淳化、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安化、固原、宁羌、延川、米脂、青涧、安定等地都遭到变民劫掠。像鄜、延、宜、雒等地，更是变民往来聚集的渊薮。甚至已有陕西的“流贼”出境活动。
从乱人员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原先参加动乱的，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饥民，即“土寇”，作战能力不是很强。至此，则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进来了。当时有人分析，从乱之人主要为“土贼”、“边贼”、“回贼”、“矿贼”和饥民。也有人认为，“流贼”主要由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等类组成。总之，参加民变的人员已不再是纯粹的饥民了。
由于新生力量的加入，这些原本不起眼的“流寇”实力大增。尤其是那些边军，原本是朝廷的官军，都是些职业军人，武器、马匹齐备，战斗力很强。不少“流贼”的首领，都是边兵出身。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势，性格强悍豪放，很有号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