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当场给我们五个人每人一元钱。
那趟偷的钱我至今不清楚具体的数额，但至少上百元。 我问黄狗和野兔，黄狗说我看都不看就交给了野兔。 野兔说师傅教育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对师傅耿耿于怀，觉得他是在剥削我们，压榨我们，像资本家和地主老财。 我甚至还诅咒过他死。 直到若干年后我考上大学，从第一学期第一个月起，我每个月都收到十元的汇款，汇款人没有留名，但我知道是师傅寄的。 在大学时期，他没有中断过汇款。 我相信他给我寄，同样也会给老猫寄，给黄狗寄，给野兔寄。 花卷虽然没读大学，但师傅肯定没少资助她。 她是女孩，师傅最疼她。
“小弟，我们走吧。 ”大哥在说话。
大哥看见我在圩场上站得太久，又什么东西都没买，知道我只是在回忆。
我第一次行窃那天，回到家，大哥问我一天都去了哪里。 我说我去赶街了。
大哥从我身上搜出了一元钱，问，钱是从哪来的？ 是不是偷的？ 我当然说不是。
我说我和蓝上杰、韦燎他们抓得一条蛇，拿到收购站去卖，分得的。 大哥当时信了。 但是很快，收购站的钱被偷的事情传到大哥那里，我被大哥狠狠揍了一顿，要我承认钱是我偷的，是韦建邦教唆的。 我当时想打死都不能说。 大哥见我被痛打都不认，才觉得冤枉了我。 他大概也认为，假如收购站的钱是我偷的，我的身上不可能只有一元钱。在这一点上，师傅的确是保护了我，也保护了他自己。因为那天，师傅一天都在村里晃悠，他有足够多的收购站失窃事件不在场的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