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费弗尔使《年鉴》卷入了声名狼藉的“杰西民事件”②。亨利·杰西民(Henri Jassemin)是国家档案馆的管理员，1917年毕业于巴黎文献学院，他的论文主题与巴黎审计法院(Chambre des Comptes deParis)有关，受到了高度评价，索邦也因此于1933年授予他国家博士的学位。论文出版后，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并被提名入围一个重要的奖项。③义愤填膺的费弗尔无法“袖手旁观，不能不揭露其159 金玉其外的本质”。他指出，杰西民就像一个典型的文献学家，一直“埋头研究15世纪的财政部门，却没有考虑这些计量结果是如何出来的”。
有好几个世纪，人们用一些符号来计算德尼厄尔(deniers)、苏(sous)和里弗(livres),这也是“我们研究中‘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①。
费弗尔在言词激烈的评论中讥讽道，杰西民虽然在表述上无可挑剔，却如同很多文献学家那样，不加选择地将中世纪各式各样的机构硬塞到半个世纪里。他进一步指出，杰西民的研究中存在一些疏忽和技术性错误，而且缺乏比较的精神。杰西民的回应刊登在下一期上，他非常机智地将这次争论称为老学究和科普作家之间的“老生常谈”:一个专门创作严肃的学术作品，另一个则只是制造一些理论的火花以启发大学生。这次事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费弗尔认为巴黎文献学院是法国右派的温床，他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靶子，挑战杰西民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将其作品称作是“今年(1934)……毫无价值的”。杰西民抱怨说，这是一起不正当的攻击行为，针对的是一所古老的院校及其档案管理员(《年鉴》依赖该校的合作和支持)。虽然主编们对此予以否认，但人们还是对刊物的专横和派系的存在产生了潜在的不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