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光寺的对联, 自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识:
世外法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扰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激活之余,客体在一段躁动之后,必然会重新寻求其稳定的恢复过程。唐代作为一次历史的激活,出现了奇迹,颇具“神意”——对于相对神学史观来说正是如此,而历史的发展仍是自身的发展过程。作为稳固的中国伦理社会观念,无时无刻不力图恢复它的统治地位,寻找机会借尸还魂。
禅宗就这般应运而生了。因此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佛教的“宗教改革”;另一方面,又是伦理学的“神学改造”。前者将佛教还原为世俗的哲学;后者又把世俗的伦理上升为人心——本性或魂灵的学问。它出世又人世——所谓“中观”,不就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内外不离,即离两边。外迷看相,内迷着空。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俗语便是“若即若离”了。
慧能的四句渴语,竟能教佛教汗牛充栋的佛殿里的经典黄卷无人问津,足可以见理性思辨在中国所面临的可悲命运。
“顿悟成佛”论,固然有其直觉感悟的科学性,可对于佛学来说,则来了个自我否定,它完成了中国佛学的最后形态,可也历史地结束了佛学在中国的发展。遥远的西方彼岸世界,变得举手可触了,就是在自己的心中,现实的苦难世界与天国的极乐世界,众生与佛,仅在一念之差。难怪有人斥之为“骗子”,在兜售进人天国的廉价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