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仿佛变成了空头支票。即使变成了空头支票,相赠予时态度也极为含糊,极为犹豫了。因为,在城市里,在实际的迫待解决的问题方面而非感情慰藉方面,互相帮助显得异常的分量沉重了,沉重得使人轻易不敢承诺了。在都是“知青”的岁月里,我受委屈了、受欺辱了,你挺身而出替我伸张正义、替我抱打不平;你病了,我守侍床前体贴如亲兄弟、亲姐妹是一回事—— 而且只要想做到,完全可以做到,几乎人人都能做到。但在城市里,替谁解决工作替谁调动更满意的工作,或帮谁的子女报入重点小学、升入重点中学,则非有权力不可。有权力往往也需费些周折甚至费尽周折。无权的、权小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权的考虑到那许多周折态度含糊暧昧犹豫也在情理之中。而此时此刻,哪怕一方一再地表示并未“相忘于江湖”,另一方肯定也似乎品咂出了一丝分明“相忘于江湖”的苦涩。
在这十年中,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哈尔滨的或北京的、上海的,亲登家门或写信向我求助的“知青”为数不少。困扰他们或她们的,无一不是人生的大问题,诸如“正式工作”之“安排”问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子女的户口问题、就学问题……而我当时的表现,每每先安慰,后摇头发愁。既同情对方,也同情自己陷入的尴尬之境。登门者、写信者,自然相信会帮助他们的人非我莫属。而且相信,只要我肯帮助,他们的困扰就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仿佛中国有一个“知青”问题管理部,我是该部部长。如果对方还拎着点儿“意思”,则我尴尬尤甚。我也往往不禁地要说些感情色彩较浓的话语,以图表现并未“相忘于江湖”。但是最终,我所能做的,仅能做的,也无非就是答应替他们给当地的领导写封信,或当即就给我认识过、耳闻过的“知青”出身的官员写封信。他们有的较为满意,有的很不满意,觉得我不过在变相应付搪塞,从此认定我最是一个彻底“相忘于江湖”的无情无义的家伙。而我却常因自己的转嫁“义务”惴惴不安。十年中我开出了不少空头转账支票,每次都难预测那些收到的人对我究竟作何想法。居然侥幸起作用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极少极少。既是相求者的侥幸,也是我自己的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