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丝所表现的这些思想，正和克利斯朵夫的思想符合。他那时在艺术生涯中所到达的阶段，正倾向于一种和人类沟通的集体艺术。弗朗索瓦丝的经验，使他体会到群众与演员之间的神秘的合作。弗朗索瓦丝虽然那么现实，毫无自欺欺人的幻象，也感觉到那种互相感应的力，把演员和群众联系起来的共鸣的电波，她咂摸到一个演员的声音便是无声无息的千万人的心声。当然，这种感觉是间歇的，极难得的，从来不会在同一出戏同一个段落上再现。其余的时间，只有演员个人的没有灵魂的演技，巧妙而无热情的呆板功夫。但值得重视的就是例外的情形：那时仿佛电光一闪，一刹那照出了深渊，照出了由一个人来表白而实际是千百万人的共同的灵魂。
大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把这共同灵魂具体表现出来。他的理想应当像希腊古时代的诗人一样，先摆脱了自我，然后把那股吹遍人间的集体的热情放入心中。弗朗索瓦丝尤其渴望这一点，因为她没法达到这个无我之境，老是要表现自己。——一百五十年以来，个人抒情主义过分的发展，已经到了病态的阶段。一个人想求精神上的伟大，必须多感觉，多控制，说话要简洁，思想要含蓄，绝对不铺张，只用一颦一视，一言半语来表现，不像儿童那样夸大，也不像女人那样流露感情；应当为听了半个字就能领悟的人说话，为男人说话。现代音乐唠叨不已地讲着自己，遇到无论什么人都倾箱倒铺地说心腹话：这是没有廉耻，不登大雅的。那颇像某些病人，津津有味地对旁人讲着自己的病状，把可厌可笑的细节描摹得淋漓尽致。弗朗索瓦丝虽非音乐家，也感觉到音乐像寄生虫般侵害诗歌的情形是种颓废的征象。克利斯朵夫先是否认，但细细想了想，觉得这说法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根据歌德的诗谱成的第一批德国歌谣是朴素的，准确的；不久，舒伯特就渗入他罗曼蒂克的感伤性；舒曼又加上他小姑娘式的多愁善感；到了雨果·沃尔夫[8]竟变作一种特别加强的朗诵，毫无含蓄的分析，非把灵魂赤裸裸地暴露不可了。凡是遮盖神秘的心灵的幕都被撕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