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厚德载物的李世民，却是一个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择细流的精神，汉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计人种，不在乎化内化外，不区分远近亲疏，都在他的胸怀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别人的声音，更不忌惮与他不同的声音，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能听得进反对他声音的君主之一。
于是，我开始理解汤因比为什么要选择唐代为他的再生之地，鲁迅为什么要寻找唐朝天空为他长篇小说的背景了。这两位大师看重的，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经达到如此器度闳大而不谨小慎微，包容万物而不狭隘排斥，胸怀开放而不闭塞拒绝，胆豪气壮而不畏缩怯懦的精神高度，这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成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