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时期在撰述思想上出现的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时期门阀势力不断削弱，门阀意识逐渐淡化在史学工作上的反映。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然不只是实录的撰写；晚唐时期野史、笔记的发展，除了旁的原因之外，也跟这种撰述思想有关。
第三，史书体裁更加丰富，历史内容的表述形式更加灵活。如果说盛唐史学在纪传体史书撰写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中唐史学在创制典制体史书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晚唐史学则在发展编年体史书撰述上获得了新的进展。至此，编年、纪传、典制这三种主要史书体裁都在唐代有了重大的发展。此外，在分门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会要”体，此时也臻于完备。在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苏冕撰成《会要》40卷的基础上，宣宗大中七年（853年）崔铉、杨绍复等又撰成《续会要》40卷[5]。后来，北宋王溥撰《唐会要》即以此二书为蓝本。文宗开成三年（838年）韦筹撰《唐书唐史解表》（亦名《书史解表》）五通，史官奏请藏于史馆[6]。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史官柳璨撰成《柳氏释史》即《史通析微》10卷[7]，这是继《史通》之后而与《史通》有密切关系的史学评论著作。历史笔记作为一种史事的表述形式，在晚唐勃兴起来，成为这一时期史学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等等。晚唐史学不仅有丰富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有鸿篇巨制的问世。如诗人元稹（779—831年）“著古今刑政书三百卷，号《类集》”，行于世[8]；宣宗时姚康撰《统史》300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9]，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