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达德尼昂对阿托斯说，“瞧着吧，朋友，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斗。”阿托斯摇了摇头。
“是的，是的，”他说，“这我同意；可是您还认为这是她干的吗？”
“我对这一点确信无疑。”
“可我得坦白地说我还有些怀疑。”
“那么，肩膀上的那朵百合花怎么解释呢？”
“那可能是一个英国女人在法国犯了罪，被逮住后给烙上了百合花的印记。”
“阿托斯，我还是要对您说，这是您的妻子，”达德尼昂说，“您难道忘了这两个印记有多么相像吗？”
“可我还是相信那个女人已经死了，因为当时是我亲手把她吊死的。”
这回达德尼昂摇了摇头。
“不管怎么说吧，我们该怎么办呢？”他说。
“反正您是不能再听凭头上永远悬着一把剑的这么待着了，”阿托斯说，“应该打破这个局面。”
“怎么个做法？”
“您听我说，您得设法找到她，把利害关系当面跟她讲清楚；告诉她，这冤仇是愈结愈深，还是早日化解，由她来挑!您就说：‘我凭人格担保，决不提起您半个字，也绝不做任何有损于您的事；而您也得起誓，对我就此罢手。要不然，我会去找大法官，找国王，找刽子手，会煽动宫里的人反对您，我要揭发您是烫过烙印的犯人，把您送上法庭，要是他们赦免您，那么，我凭绅士的荣誉发誓，我一定要杀死您!我会在大路上的界石边上，把您当条疯狗似的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