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28日于北大中关园）
[1] 本文原载于《名人与光明日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我的哲学人生[1]
我的哲学人生，经历了三个时代和两次大转折。
第一个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28岁，这28年的时间基本上算得是我求学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最值得讲述的是1941—1946年在西南联大念书的那一段。一年级我念的是经济系。时处抗日战争时期，我以为经济学必然是讲的经世济民之道，便在填写入学志愿时写上了经济系。不料经济系的一些课程尽是些什么会计、货币、银行之类，我当时年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便以为经济学不过是“生意经”、“太庸俗”，便转入了社会系。可是社会系有一门课程的内容是老师带领我们同学去妓院搞调查，令我厌烦，我心想：“这算什么学术！”正好这一年，我选修了贺麟先生讲授的“哲学概论”，贺先生讲课，从不念讲稿，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他以“荷出污泥而不染”为例讲解辩证法，他的哲理分析为我从小就养成的清高思想提供了一点理论上的根据和说明。学了他的“哲学概论”之后，我以为，比起社会学、经济学来，哲学最能触及人的灵魂，也更适合我的兴趣和性格，于是我又由社会系转入了哲学系。从此，我在学习和研究的大方向上就终生无悔了。一个人对自己的才智和兴趣的“自知之明”，往往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达到的。西南联大自由转系的教学制度，为我个人的志愿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更为西南联大培养众多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