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史研究中，艾尔曼也曾经做出把清代历史“碎片化”的尝试。他在研究常州今文经学派兴起的原因时，明确否认其与19世纪末康有为进行变法维新时使用今文经学方法之间存在着任何渊源关系。他指出，那种把常州今文经学视为晚清变法之先驱和源流的看法，恰恰是堕入了“现代化论”者设计好的圈套，因为现代化的设计者总是把原来毫不相干的历史事实有意串接起来，构成为社会发展的普适目标作注解的若干阶段和环节，从而形成了人为的历史神话。
90年代运用后殖民理论对中国女性进行性别研究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贺萧（Cail B.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色情业与现代性》[19]。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Cayatri Spivak）曾经这样认为：在现代社会，女人在社会网络的编织程序中，早已被抛进了“次属群体”一类陷阱。在这个群体中，女人虽然是自主的，可是在殖民语境内，性别的意识形态构造方式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女性作为对象被观察和解释都深深地植根于当代的权力网络之中，甚至那些寻求妇女解放的知识分子，也是以女性作为受压迫的隐喻形象而折射出了自己的优越感与虚幻般的解放热情。因此，在如此暧昧混浊的权力烟雾中被熏染过的女人，怎么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有可能在男性浑厚的和声中嵌入一丝女声，也往往会被过滤得无影无踪。斯皮瓦克对此现象一言以蔽之曰：女人扭曲变态的失语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