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碰上我姨婆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她会摸着鼻子对我说，她弄不清斯特朗夫妇是怎么回事；她希望他们过得更幸福；她认为我们的军人朋友（她总是这样来称呼那位老兵）在这件事上毫无补益。我姨婆还进一步发表意见说：“要是我们的军人朋友能剪下自己头上的那两只蝴蝶，在五朔节[3]时把它们送给扫烟囱的，那在她就可以看作是开始懂得一点道理了。”
可是她一直坚信不渝地把希望寄托在狄克先生身上。她说，狄克先生显然脑子里有了主意了，要是他一旦能把这个主意圈到一个角落里——这是他最大的困难——那他一定会以某种非凡的方式一鸣惊人的。
狄克先生对我姨婆的这种预言一无所知。他跟斯特朗夫妇的关系，还是跟先前一样。他所处的地位，好像既没前进，也没后退。他似乎像一座建筑一般，牢固地矗立在原来的基础上了。我得承认，我不相信他还会移动，就跟我不相信一座建筑还会移动一样。
但是，在我婚后的几个月，一天晚上，狄克先生把头探进了小客厅（当时我正独自一人在客厅里写作，朵拉和我姨婆去跟那两只小鸟一起吃茶点了），意味深长地咳嗽了一声，说道：“特洛伍德，我怕一跟你谈话，就会打扰你的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