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光寺的对联， 自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识：
世外法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扰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激活之余，客体在一段躁动之后，必然会重新寻求其稳定的恢复过程。唐代作为一次历史的激活，出现了奇迹，颇具“神意”——对于相对神学史观来说正是如此，而历史的发展仍是自身的发展过程。作为稳固的中国伦理社会观念，无时无刻不力图恢复它的统治地位，寻找机会借尸还魂。
禅宗就这般应运而生了。因此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佛教的“宗教改革”；另一方面，又是伦理学的“神学改造”。前者将佛教还原为世俗的哲学；后者又把世俗的伦理上升为人心——本性或魂灵的学问。它出世又人世——所谓“中观”，不就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内外不离，即离两边。外迷看相，内迷着空。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俗语便是“若即若离”了。
慧能的四句渴语，竟能教佛教汗牛充栋的佛殿里的经典黄卷无人问津，足可以见理性思辨在中国所面临的可悲命运。
“顿悟成佛”论，固然有其直觉感悟的科学性，可对于佛学来说，则来了个自我否定，它完成了中国佛学的最后形态，可也历史地结束了佛学在中国的发展。遥远的西方彼岸世界，变得举手可触了，就是在自己的心中，现实的苦难世界与天国的极乐世界，众生与佛，仅在一念之差。难怪有人斥之为“骗子”，在兜售进人天国的廉价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