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仿佛变成了空头支票。即使变成了空头支票，相赠予时态度也极为含糊，极为犹豫了。因为，在城市里，在实际的迫待解决的问题方面而非感情慰藉方面，互相帮助显得异常的分量沉重了，沉重得使人轻易不敢承诺了。在都是“知青”的岁月里，我受委屈了、受欺辱了，你挺身而出替我伸张正义、替我抱打不平；你病了，我守侍床前体贴如亲兄弟、亲姐妹是一回事—— 而且只要想做到，完全可以做到，几乎人人都能做到。但在城市里，替谁解决工作替谁调动更满意的工作，或帮谁的子女报入重点小学、升入重点中学，则非有权力不可。有权力往往也需费些周折甚至费尽周折。无权的、权小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权的考虑到那许多周折态度含糊暧昧犹豫也在情理之中。而此时此刻，哪怕一方一再地表示并未“相忘于江湖”，另一方肯定也似乎品咂出了一丝分明“相忘于江湖”的苦涩。
在这十年中，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哈尔滨的或北京的、上海的，亲登家门或写信向我求助的“知青”为数不少。困扰他们或她们的，无一不是人生的大问题，诸如“正式工作”之“安排”问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子女的户口问题、就学问题……而我当时的表现，每每先安慰，后摇头发愁。既同情对方，也同情自己陷入的尴尬之境。登门者、写信者，自然相信会帮助他们的人非我莫属。而且相信，只要我肯帮助，他们的困扰就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仿佛中国有一个“知青”问题管理部，我是该部部长。如果对方还拎着点儿“意思”，则我尴尬尤甚。我也往往不禁地要说些感情色彩较浓的话语，以图表现并未“相忘于江湖”。但是最终，我所能做的，仅能做的，也无非就是答应替他们给当地的领导写封信，或当即就给我认识过、耳闻过的“知青”出身的官员写封信。他们有的较为满意，有的很不满意，觉得我不过在变相应付搪塞，从此认定我最是一个彻底“相忘于江湖”的无情无义的家伙。而我却常因自己的转嫁“义务”惴惴不安。十年中我开出了不少空头转账支票，每次都难预测那些收到的人对我究竟作何想法。居然侥幸起作用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极少极少。既是相求者的侥幸，也是我自己的侥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