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但不很多——不为将准则的世界转变为生动的人类价值的语言做任何努力，却已经找到了自鸣得意的体面借口。尽管存在着人对人的非人道主义方式，但仍有许多人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承认和评价这些成就的细节。许多神学家——不仅仅在过去——含蓄或明确地宣称，由于耶稣已经支付了一切赎价，由于上帝已经预定了某些人得救，某些人受难，因此人们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使得救者和受难者的状况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欧洲的神学家经常嘲笑美国人的“行动主义”，美国人相信人类能够而且应当为改善这个世界的状况做某些事情，但是最近甚至连超越加尔文主义的巴特也提出一个倾向于采取行动的看法。有人怀疑说，使他变得实际的并非他的神学，而是战争的逼迫。［12］
可以承认，宗教领导人要对人类与价值世界的贫困作斗争的失败承担一部分责任。但也必须同样坦率地说，科学家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有些科学家说，科学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手段，可以在神奇的战后世界得到像《财富》杂志令人目眩的广告所刻画的那样的幸福。科学已经付出了代价（他们忘记了耶稣）；科学也已经保证人类得到了补偿。然而与此同时，各个研究领域的许多科学家都采取了“客观性”的态度，认为陈述事实是科学的责任，评价它们则是科学的罪恶。不可否认，想要无偏见地发现真理，这样的客观性态度是人类思想的一个有用的、必经的阶段；但若认为任何人或任何社会都必须生活在这种客观性的模式中，或者说要为这样的客观性而生活，那么这是一种短视的和片面的人格观。由于这个问题对宗教与科学极为重要，因此需要更加充分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