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采纳的观点来看，我认为他的表述总的来说是有说服力的，但很可惜，就像我批评他关于库朗日的文章时所说的，他还是那样喜欢用论战的风格来做历史研究，喜欢用一些会伤害争论者的词汇。但我仍需要补充说，从这位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有些说法值得考虑。在阿尔巴托夫批评的那些作家那里，阶级立场并不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还应考虑到激励他们的一些心态因素，也就是说要看到，一方面，他们像18世纪启蒙哲人那样，最关注思想自由的问题，总怕一种不受任何力量制衡的政治权力会实施书报检查；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为人类进步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因而坚持捍卫企业自由。无论他们是对是错，在我们这位历史学家看来根本无关紧要。阿尔巴托夫把他们要维护统治阶级权威的意向凸显出来是有道理的，但他掩盖那些能让人们感到他们的良知的动机，就不合适了。而我写作本文，主要目的就是要指出，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为什么会把托克维尔奉为历史学的杰出代表、尤其是法国革命研究的革新者。
我相信，阿尔巴托夫会反对说，他那篇文章没有谈托克维尔在丰富大革命史学方面的贡献的任务，所以我想的这些对他来说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这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历史学家的作品能够也应该按两种观点评价——一方面，它把知识完善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我将要说到的）；另一方面，他想对思想运动和在阶级冲突中发挥什么影响，或如他所言，人们努力要从他的研究结果中看出他会有什么影响（这正是阿尔巴托夫要展示的）。但正如我评价他的弗斯泰尔政治思想研究时所指出的，我认为好的研究方法，是这两种观点能相互兼容。不管人们怎样看托氏著作的所谓“影响”（那是一些与我们的研究工作无涉的想法所判定的），我们总不能让人感到我们认为托氏为我们的知识所做的贡献是可有可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