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他在崇基学院讲课说：“有人学诗几可乱真，可是以文学理论来说这是不好的，因为成了假古董，如胡适乃是。若作诗要成家，除了集古今大成之外是要自成一家，必定要有独特之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伍叔傥对于诗的要求是苛刻的。他认为《尝试集》之类的白话诗并不成功，其“格调上较好之处已经为元曲中使用到”，“无论里面有多少出色之处，也不能说是其独创的吧”。“我对于古今文学各体，除了胡适的尝试体，认为没有成功，表示遗憾外；至于近年新兴的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都要尽量地接受，同时想下功夫去学习。觉得我们的文苑里添了新东西是嘉事。”
但这不妨碍伍叔傥对胡适创造性的认可。他在《杂言诗概论》一文指出：“近代乃有胡适，创为白话诗，多士向风，浸以成体。其诗以引用俗诗，不齐句读，为其特质。虽作品尚少，人才未多。论其卓识，实非拘墟腐儒之所能逮。我知今后诗学，必为杂言最盛之期，又将由整齐而趋于参差矣。盖诗体屡变，而杂言常为之枢纽。殆以其伸缩由人，变化可以无尽，而颇利于创造之故乎。”又在《选择高中国文教材标准的理论》一文中高度评价：“我时常这样想：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人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沈约，（二）是胡适。韩愈、姚鼐，非通人也。沈约的前有浮声后须切响的理论，真巧妙。后来的近体诗词曲弹词，都由这个理论上成功的。他的理论，起初看起来是一条狭路，料不到会柳暗花明，别有天地。沈约的学说，可以说是曲径通幽，胡适简直是开马路。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同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同有其不朽的价值。”“要想于中国各种诗体之外，创造新体，非先从灌输外国音乐，来改造新兴的乐章入手不可的。所以《尝试集》对于中国诗学的贡献，一定不会像桃花江毛毛雨大。怎管部令禁止，社会上仍旧是流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