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朗吉弩斯认为崇高的上述两个重要因素——“高尚的灵魂”和“强烈的感情”——“主要是天生的”，此外，崇高还需要具备三个“靠技艺或人力”才能获得的因素，这就是“文体的格和修辞的格的有效运用”和“高尚的文词”以及“庄严而高尚的布局”。[20]
关于“文体的格和修辞的格的有效运用”，朗吉弩斯谈到“发誓或祈求”、“连接词的省略”、“倒装句法”、“单数与复数的相互转换”、“时态的互换”、“人称的变换”、“迂回说”等诸多项目。除“发誓或祈求”和“迂回说”在屈原的《离骚》中屡见不鲜外，其余的项目与《离骚》很难有直接联系，而朗吉弩斯对“发誓或祈求”与“迂回说”又没有什么概括性的论述，我拟略去不谈。
关于“高尚的文词”，朗吉弩斯特别谈到了通俗语言（朴素语言）、隐喻和夸张对崇高风格的作用。
朗吉弩斯说：“思想与文词大多是相互依存的……语词运用得当，实乃思想的闪光。”高尚的文词有助于崇高的风格。“通俗语言”或“朴素的用语”“有时比优雅的文词更具表现力，因为，它来自日常生活，能直接为人所接受，并由于它的亲切感而更令人信服”[21]。崇高并非孤高自赏。《离骚》大量采用楚国方言即当地人民的口头语言，所以它特别给人以亲切感。《离骚》的崇高风格及其高尚的思想之能为后世千百代人所理解和接受，是和他大量运用通俗语言或朴素语言密切相关的。《离骚》中所吸收的神话、传说也都是民间的口头创作，既是幻想，又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实际，这也是《离骚》之能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