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作过程,作家对其所写的内容达到了“胸有成竹”,形成了“心象”,并不等于创作的完成。这“成竹”能不能变成纸上鲜活而生动的“新绿”“心象”能不能从作家“母胎”中顺利诞生,这仍然是未知的事情。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作家所选取的语言表达的独特方式,这就是文学修辞的事情了。
首先,文学修辞的艰难:“文不逮意”。实际上,在心象形成之后,要把“胸中之竹”变成“手中之竹”,通过语言表达方式把心象实现为作品的形象,这里的困难是很大的。魏晋时期的陆机早就提出: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1]
这意思是说,陆机常看一些文士的作品,他们自以为对创作的奥秘有体会。可他们所用的文辞实在不敢恭维。其美丑好坏,都还可以议论。陆机认为,自己要是动手创作,就会领悟到创作的甘苦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常怕自己的构思与所表现的事物不相符,运用的文辞不能准确地表现自己酝酿好的心象,这种困难不是道理上不易理解,是实践起来不容易。先秦时期,老庄说,体道困难,而言道更难,所谓“言不尽意”就是对此而言的。陆机可能受道家学说的影响,加之自己创作的体验,也认识到文学创作中酝酿构思是一回事,而最后用言语表达又是一回事。酝酿构思好,心象鲜明,并不等于创作成功,困难还在文辞的传达,修辞的成功。这样他就提出了“文不逮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