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胄要唐太宗“存大信”,表明自己“不敢亏法”,其意显示君臣应当各司其职。他认为，君主尽管有生杀大权，然而凡涉刑事断案，应由“宪司所决”从而维护了司法机关独立断案的权利。
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习惯于独断独行，往往私下敕令，无视国法。因敕令也具法律效力，故造成了司法部门按律断狱的阻力。办案法司敢于秉公断案而触犯龙鳞，轻者罢官流放，重者身死族灭，这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法官能否坚持依律司法，不仅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刚直不阿，而且也取决于君主的开明思想作风。贞观年间司法机关具有执法的相对权力，不仅是戴胄等法官严于司法的结果，而且也是唐太宗强调法官秉公执法的表现。
完善死刑的审批程序从《北魏律》至《隋律》,都有处决死囚三复奏的条文。但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隋炀帝一手破坏了这条成文法，滥肆镇压： “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把杀人权下放州县，无异鼓励臣下滥杀，于是“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这就使不少无辜者冤死刀斧之下，必然加深了阶级矛盾与社会危机。
